俄烏戰爭已進行月餘，戰火蔓延牽動全球政經情勢，也讓世局在疫情未歇之際更為詭譎多變。
這場戰爭的發動者，現任俄羅斯總統 Vladímir Vladímirovich Pútin（俄語名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更是成為全球媒體的矚目焦點，而這也讓台灣的讀者再次注意到一個存在已久的問題：為什麼 Pútin 的中文譯名如此多元？
細數一下，目前常見的有普丁（台灣正體中文維基百科預設譯名）、普亭、普廷、普欽、普京、蒲亭等，而進一步查詢的結果，會發現就算是總統府、外交部等政府機關的譯名都未統一，基本上就是以上譯名隨著時間區段呈現隨機分佈。
這個議題，其實可以從：
一、文字符碼轉換；二、譯界媒體生態；三、地緣政治變遷等三個角度來探討。
一、文字符碼轉換：都是「音譯」，卻大不相同
一般來說，外國語文的專有名詞，都會採用「音譯」處理。但是所謂的音譯，若從翻譯領域較深入討論，其實牽涉 Transliteration 和 Transcription。前者常譯為「轉寫」，亦即書寫系統（Writing System）中字位（Grapheme，又稱字素、形素，為書寫符號有意義的最小單位）的轉換，也就是將專有名詞從源語（Source Language）轉換成譯入語（Target Language）的文字符號。
而後者 Transcription 則牽涉音位（Phoneme，語言中能辨別意義的最小聲音單位）轉錄，在書寫系統轉換至目標語時盡量忠實傳遞詞彙在源語中的真實發音，也就是我們一般理解的「音譯」。
Pútin 的姓名其實需要從西里爾字母（通行於斯拉夫語族部分民族中的字母書寫系統）轉換成拉丁字母，也就是俗稱的羅馬化（Romanization）。而目前英文仍作為國際通用語言，不熟悉俄語的媒體工作者或是譯者會參照俄語羅馬化的轉寫結果，用習慣的英語發音方式或參照英美人士的發音來音譯，因此出現普丁、普亭、蒲亭等翻譯方式。
然而，單純的轉寫過程其實無法傳遞 T 這個字母在俄語中的發音規則，亦即腭音化，/t/ (т)這個子音 在 /i/ (и) 母音腭化成 /tʲ/ 了，類似於英文字 Nature 中的 t 發音變化，若是聽母語人士念 Putin 的名字（維基百科上可找到俄羅斯母語人士的發音音檔），可發現當中的 「tin」其實較接近「欽」或是「京」。
也就是說，或許普欽或普京是比較接近 Transcription 的處理方式，較為忠實地紀錄了俄語的發音特徵，盡量表現出較準確的音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俄語是屬於拼音文字，而中文是語素文字（或稱意音文字），有表意性，中文的譯名中不同的字形可能會讓讀者望文生義，有不同的感受。而華文世界中文譯名選字其實有其結構性的因素，這點就必須從地域性的差異來討論了。
二、譯界媒體生態：眾聲喧嘩，或大一統？
華文世界中，中國大陸對於譯名有一套相當嚴謹的標準，這可回溯至 50 年代時中共總理周恩來親自指示以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為依歸，設立譯名室統一制定世界重要人名和地名等專有名詞的中文譯名，並且制定了外國譯名「名隨主人、約定俗成」的基本處理原則。
此外，新華社亦編有《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當中有各國語言譯音表，針對各種發音有建議的轉寫和選字，並且以讀音類似為主，形似為輔。若查詢當中的俄語譯音表中 Pútin 的俄語名字 Путин，就能發現譯音表中建議 тин 翻成「京」。再加上中國大陸的大眾媒體環境都以官媒馬首是瞻，不難理解為何中國大陸能夠將外國譯名統一。
以台灣來說，外國地名的譯名係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所編纂的《外國地名譯名》，而外國人名則無統一標準，雖然官方通訊社中央社有自己固定的一套譯法（如固定將 Pútin 翻成蒲亭），但在台灣媒體自由開放、眾聲喧嘩的背景下，基本上莫衷一是。
其實，從他國政要中文譯名也可見一斑，像是台灣媒體報導中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就有「強生」、「強森」等譯名同時存在，同時即便在官方文件和新聞稿中，也未見統一。
其實若是以較批判的角度來看，這也代表因為科技變遷導致電子媒體崛起，台灣媒體為了快速追求點閱率和流量，直接「複製貼上」消息來源的內容屢見不鮮。若是引述外電新聞，有可能直接引述外媒的用法，使得台灣同一家媒體譯名多元的情況更為明顯。而這也多少體現了近年來地緣政治的變遷。
三、地緣政治變遷：翻譯也要「搏感情」？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在世界舞台上愈發重要，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查目前許多外國媒體或通訊社，如英國《BBC》、路透社、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德國之聲等的中文版發布平台都是使用「普京」做為 Pútin 的中文譯名，多少反映了中國大陸作為最大華語閱聽市場的地位。而這也使得「普京」這個譯名出現在更多的消息平台上。
從網路上針對兩岸三地譯名的討論中，可發現中國大陸遵守「名從主人」的原則，又因為有官方轉寫表依循，基本上譯名還是看得出來為外國人名。而台灣以往的翻譯習慣則是偏向會視原文幫其取一個漢族的姓，如美國前總統 Bill Clinton 中國大陸譯為克林頓，而台灣是譯為柯林頓；英國前首相 Margaret Thatcher 中國大陸譯為撒切爾，台灣則譯為柴契爾。這點或許也可用以解釋為何中央社、中廣歷年來都將 Pútin 翻成蒲亭，可能係「蒲」為漢姓。但隨著台灣開放報禁、媒體百家爭鳴，中央社的譯名並未獲得權威地位。
而香港則是因為 1997 年前由英國統治，因此會習慣將駐港官員的英文名漢譯處理成文雅優美的中文名字，較貼近當地民眾，也可視為一種「搏感情」的方式。甚至英國首相的中文譯名也都會比照辦理，如英國前首相 Theresa May 香港譯為「文翠珊」（台灣譯為梅伊、中國大陸則稱其為梅）。而這樣的習慣也影響到外國人名的英譯處理。然而，自從香港回歸，中共對於香港的控制和影響日益升高，目前香港外國政要的中譯亦與中國大陸趨同。
若單純以翻譯學討論，以往中國大陸的做法可能較偏美籍義大利裔學者 Venuti 所提出的異化（foreignization），譯文盡量保持原文結構與風格，保留外文名字的異域感；而台灣和香港傳統的做法則是偏向歸化（domestication），讓譯文盡量與目標語文化靠近，像是香港以往英國官員姓名的翻法，可能比港人自己的姓名都要古典優雅了。
不只是音譯：文化習癖與意識形態的爭鬥
事實上，音譯所牽涉到的議題，看似約定俗成，卻反映更深層的政經和歷史脈絡。這次俄烏戰爭的受害者烏克蘭，其首都基輔和總統澤倫斯基的拼法就值得探究。猶太背景媒體《Forward》就有專文描述，對烏克蘭來說，名字的拼法是一種政治性的舉動（Political Act）。
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英文轉寫有 Kiev 或是 Kyiv，而前者是從俄語 Киев 轉寫過來的，後者則是烏克蘭語 Київ。
因此，選擇前者或後者為基輔的英文拼寫，就透露了你是以誰的角度出發；若是前者，就代表你贊同普丁的看法，亦即烏克蘭一直都是歸屬於俄羅斯的屬地。對於烏克蘭人來說，看到前者的拼法也會讓他們想起
以往殖民的歷史。
而澤倫斯基的姓氏在外媒報導上也看到許多拼法，包含 Zelenskyky、 Zelensky、Zelenskiy 等。根據他自己 2019 年向媒體表示自己的姓應該拼為Zelenskyy，而這是烏克蘭語轉寫而來的拼法；Zelenskiy 則是俄語轉寫的拼法，而他自己小時候其實是說俄語。
因此，選用何種拼法不啻也是一種政治立場和國族認同的宣示。而澤倫斯基當初上位，就標誌著烏克蘭擺脫以往與俄羅斯有緊密連結的舊權力結構。
知名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慣習或習癖（Habitus）為一套既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對於個人產生的慣性作用，形塑了我們的社會生活與實踐，在不同的場域中運用各種資本的轉換進行爭鬥。
而慣習是一種已成形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同時亦為形塑中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實際上亦持續地形塑我們的實踐，以及我們對實踐的認知。
對於烏克蘭來說，讓自己國家的城市英文轉寫從俄語轉為烏克蘭語，就是再一次讓自己在國際舞台上重塑認同；而個人確定自己名字的轉寫方式，也是一種改變過往文化習癖的展現。
其實類似的例子在過去韓國將首都中文譯名從「漢城」改為「首爾」，較為貼近原韓文唸法，就能看出一種去殖民化、建立文化主體性的實踐。而今年 2 月一度傳出泰國內閣接受皇家學會建議將首都曼谷的英文正式名稱從 Bangkok 改為原泰文正式名稱的部分轉寫 Krung Thep Maha Nakhon（曼谷泰文原名原來是世界最長地名）。雖然後來官方澄清說兩者都可兼用，並未廢止 Bangkok 的使用，但也多少透露出一些重新建構文化慣習的端倪。
結語：翻譯背後，總是大藏玄機
當今法國總統 Macron 台灣媒體參考法語發音譯為「馬克宏」，而中國大陸則是參照法語轉寫表，將其譯為「馬克龍」，而 2017 年選舉時，就有法國媒體注意到中國的譯法，還將其詮釋為「馬剋龍」（Cheval Contre Dragon），甚至後來 2018 年馬克宏訪問中國大陸，送習近平一匹馬作為禮物，法廣還撰寫一篇文章，標題為《這匹馬能降服龍嗎？》，足顯音譯可大作文章，是權力和文化的競爭場域。
英國文學經典作家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羅密歐與茱麗葉》中有錦句為「名字算什麼呢？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然而現實生活來看，重要譯名的發音、拼法、選字其實都是動態實踐的過程和產物，幽微深遠。
